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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序厅的殷墟车马坑和文物墙

殷墟妇好墓展览区

中国考古博物馆是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建立的我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据介绍，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所有出土文物精品，全部来自考古田野挖掘一线，展出的所有珍贵古籍，全部都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珍藏。“历史中国，鼎铸文明”展览以田野考古发现的文物为线索，言简意赅地讲述了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的历程，其中大量文物均展现了每个时代最高超的物质文明。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

现场讲解员重点讲解的一件“镇馆之宝”，是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认为是夏朝晚期的都城，这件绿松石龙是夏文化最重要、最精美也是最独特的文物之一，有“超级国宝”之誉。公开信息来看，这件绿松石龙从未公开展出过，这是首次面向公众。

绿松石龙的龙首

绿松石龙的龙首（局部）

这件绿松石龙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龙的腰部还有一个铜铃，或能对应《诗经》中“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记载。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国”“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国龙。

目前，对于这件绿松石龙的功能尚未有定论，有龙牌、龙杖、龙旗等各种说法，但学者普遍认为，这件器物是高等级贵族的专属，与祭祀有关。

这件绿松石龙是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时出土的。许宏曾经回忆绿松石龙的发掘经过，该文物是在二里头遗址3号墓出土的，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对原器的复原将成为不可能。考古人员意识到无法在考古现场清理完成，最终，他们整体起取了绿松石龙，将器物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套上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加膜封盖，用钢丝捆好木箱，连土带文物运送到北京，进行精心清理。

绿松石龙中部的铜铃

至今，展现在博物馆里的绿松石龙，依然没有从泥土里完整地提取出来，下半部分仍埋在土里，部分地保持着三千多年来的保存状态。这是由于其独特的构造和保存条件决定的，但无意中，也让这件国宝保持住了浓厚的考古味儿，呈现了与其他任何国宝不同的风格。

讲解员口中的另一件“镇馆之宝”，是1984年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的铜牺尊。牺尊是一种盛酒器，出现于商，沿用至周，造型独特，数量罕见。这件铜牺尊器身是一只站立状怪兽，兽首前瞻，兽鼻隆起，耳朵竖起，腹部两侧各有一个鸟形竖扉。器身上装饰着夔纹、饕餮纹、虎纹等，体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水平。

这件牺尊的独特之处，在于器身上附着的四只动物。其背部的盖纽上，站立着一只凤鸟。项背上附着一只卷尾虎，作行走状。胸前和臀部则各有一只回首卷尾龙。盖内底部和器体腹内各有两行六字铭文：“邓仲作宝尊彝”。因此，这件牺尊也被称为邓仲牺尊。

铜牺尊

铜牺尊（局部）

铜牺尊（局部）

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厅中专门开辟了一片区域，陈列物悉数来自殷墟妇好墓，成为整个观众最完整的一个出土物系列。其中最中心的位置陈列的是司母辛铜方鼎，突出了这只重器的分量。

妇好墓随葬有一对司母辛铜方鼎，另一只收藏在安阳殷墟博物馆。铭文“司母辛”铸造在口下内壁，意思是妇好的子女为祭祀亡母“辛”而铸造此鼎。“辛”是妇好去世后在宗庙被供奉的庙号。这只鼎重达117.5公斤，是为数不多的商代大型重器。

司母辛铜方鼎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动物形玉饰

妇好墓的象牙杯也是举世闻名的器物。妇好墓中出土的陪葬物多达千余件，其中的3件象牙杯尤其引人注目，而仅有一件是嵌绿松石象牙杯。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象牙杯，通体雕刻繁缛精细的花纹，有兽面纹、夔纹等，画龙点睛的就是镶嵌在象牙中的绿松石。

象牙杯

象牙杯（局部）

杯身镶嵌有绿松石圆环，将整个杯身分为四段，其中第二段的纹饰最为丰富。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有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着绿松石。象牙杯的手柄同样复杂，夔形上雕刻有神鸟，并嵌有大量绿松石。

这件象牙杯采用了极为复杂的工艺，包括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显示了商代人在铸铜和制玉之外更为丰富的工艺技术。2002年，这件商代嵌绿松石象牙杯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陶寺遗址彩绘龙纹陶盘

庙底沟彩陶器

“文明起源”单元中，陶寺遗址占了重要篇幅。展厅陈列了陶寺遗址中出土的一系列重要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文物，例如出土于大型墓葬的彩绘龙纹陶盘，是中原地区出现较早的龙形图案。陈列的一系列陶寺彩陶器也十分罕见，与人们较为熟知的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河南庙底沟文化彩陶相比，在图案和色彩上都有独特的特征。

展览现场，朱书文字陶扁壶

这件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陶扁壶，引发了人们对于甲骨文之前中国文字的探讨。扁壶腹部用朱砂文写了一个符号，有人认为与甲骨文的“文”字结构十分相像。平腹的一面朱书两个字符，目前还不能识读，沿破损处涂朱一周，表明在朱书时此壶已经残破。字符的撇、捺笔锋清晰，推测用来书写的工具应为毛笔。同样位于中原地区，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尚未有系统发现和确认，这件陶扁壶上的书文符号，引发了学界讨论。

展览现场，朱书文字陶扁壶（局部）

陶寺遗址近年来在公众中知名度逐渐增大。该遗址位于山西南部的襄汾县陶寺村，是年代早于夏朝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座中原古代都邑遗址。放在中华文明整体进程中来看，从距今5000年前“满天星斗”的文明多中心时代，发展到中原文化引领时代，陶寺古国是一个较为关键的节点。它是同时期中原地区最具规模的古国，因此也被认为是中原文明形成引领地位的前夜，或者“最初的中国”。

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此前提到，中国考古博物馆自2019年3月启动展陈大纲策划，7月开始展厅装修改造建设，至2019年12月完成建设与布展工作。2019年12月底以来，开始内部试运转与修改完善。

她提到，考古工作者有义务参与到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中来，将经过田野考古科学调查、发掘出来的遗物从库房里解放出来，将生涩的考古学知识进行创造性转化。几十位优秀中青年专家学者为展览出谋划策，研讨定位，十多人参与撰写，大纲精研十稿，文案反复修改，多位社科院历史学学部委员、老一辈专家学者审阅并提出中肯意见。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工程、甲骨文、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都城、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与体系等，都是几代学者们几十年甘坐冷板凳的学术研究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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