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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县航拍图

◎韩笑

2023年7月，我们一行数人，跟随著名历史人类学者、北京大学客座讲席教授王明珂老师，由成都出发，向着川西北的岷江河谷地带，作一次田野考察。自1994年初入川西以来，王老师出入岷江及其支流，翻越其间大山，遍访各族村寨，已经数不清多少次，所凝结的学术思考，形成了多本影响深远的著作。这次考察，是他疫情三年来首次回访川西。他说，这一次，“是重走黎光明之路。”

黎光明是谁？

黎光明是谁？在学术史上，他是以实地考察方式记录和研究川西北族群的先行者。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学术研究范围的扩充，为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打开了崭新的视野，实地考察以获取材料因而蔚然成风，民族危机的加深，也刺激了国民对国家内部族群认识的渴求。

倡导新史学最力的傅斯年，以及他一手创建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这股风潮的引领者。1928年，史语所刚刚创建，自中山大学史学系毕业的黎光明就加入该所，成为最早的研究人员之一，旋即接受傅斯年所托，“往川边作民物学调查”。他于当年9月回到成都，次年始邀集朋友同行，最终同行的是他的四川同乡王元辉。

两人进抵松潘地区，历时三月，撰写了“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提交给史语所。

这段因缘际会，使未受过人类学训练的黎光明，既早于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调查，也早于马长寿的川康调查，跻身中国最早的民族调查者之列。但本应成为佳话的这段经历，却以不甚愉快的结局告终。

黎光明的调查方式，以及他在史语所期间的言行，为傅斯年所不喜，加以两人理念不合，让他遭到史语所的除名。他的4册考察报告的手稿，自此束之高阁，消失于学界的视野。所幸在史语所严谨细致的资料工作保护下，手稿历经战火、迁徙、无数次打包装箱，留存在台湾（唯第四册语言稿，似已遗失）。70余年后，矢志于川西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王明珂从史语所打捞出这位前辈的旧作，整理为《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并正式出版，方使学界得以重新认识这位学术史上的“失踪者”。

据四川师范大学苏杰老师近年来的研究，黎光明除了与傅斯年的短暂交集之外，与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者顾颉刚也有着长期交往，颇得后者的赏识与提携，并在明史、近代史方面展露出潜力。但和我们熟知的学人轨迹不同，黎光明其后的生涯徘徊于政治、教育与学术之间。抗战期间，他曾在四川的国民党党务系统中任职，也担任过省立成都中学的校长。而他自历史舞台上消失的方式，让人震惊叹惋。

1943年，好友王元辉在川康边区任第十六区行政督查员，在当地掀起禁除鸦片势力的行动。黎光明放弃教育界的职位，受邀担任王元辉公署秘书，投入这场战斗。1946年，他出任政情复杂的靖化县（今天的阿坝州金川县）县长，上任未久，即谋铲除掌握地方武装的袍哥杜铁樵，以惨烈的结局告终：黎光明先是在县政府设宴，邀杜铁樵饮酒，设伏将其射杀。而杜的死讯引起余党三百余人围攻县府，激战一昼夜，黎光明不幸中弹身亡，时年45岁。在川西北，他不是因为铲除鸦片而殉职在任上的第一位县长。

黎光明短暂的人生跌宕起伏，充满矛盾与意外：以回教徒的身份，身处国人四处寻找“中华民族”的时代，阴差阳错搭上最高学术机关的班车，成为探寻西南边缘的先锋；以王元辉、任觉五等川籍同乡在国民党中人际网络的牵引，他又先后投入党派政治与青年教育，最后卷入国民党中央与川西北地方势力的争斗，以一介书生力战匪徒而惨死，不失其对国家抱持的理想主义。我们看到屡见不鲜的知识分子的宿命：政治带给学术以强烈的愿景，也会一不小心将其吞噬，种种紧张，戏剧性也是悲剧性地落在黎光明身上。

四川省的都江堰市，是黎光明的故乡。我们走近他的旅程，便从这里开始。

从灌县（今都江堰市）出发

清晨离开暑热中的成都，我们驱车约80分钟，来到都江堰市——当地人仍习用旧称“灌县”。这里天阴欲湿，山青逼人，一派清凉世界。在大批游人赶来之前，我们步入南街的灌县清真寺。就在方圆一公里内，枕着岷江如雷的涛声，还有另外两座清真寺。这样的空间，构成了黎光明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也勾勒出活跃在其后的回民社会。

晚清以来，回民的商队往来于灌县以北的松茂古道，将成都平原与西北广阔地区的物资贸易联系在一起。耆老们回忆，昔日的商队常在灌县清真寺门口的面馆歇脚，接着去药材店交付运出的山货，再把回程输送的茶叶装上，供给松潘一带的番民。但是在黎光明的川西调查记里，既不曾提及他的回民身份，也找不见有关沿途各地清真寺、回民社群的只言片语。

王明珂老师曾说：“那是一个有‘民族’而无‘民族学’，有‘边疆事务’而无‘族群关系’的时代。对信奉回教的黎先生个人而言，那又是一个有‘回民’而无‘回族’的时代。”这段提示值得玩味。在当地，回民曾长期被各族民众视作融入汉人的一分子，所不同者，不过是信奉伊斯兰教而已。随着强化身份认同与族际区分的现代民族意识上升，回民才开始渐渐成为“回族”。所以，黎光明在面对西番各族时，潜意识里他的认同，不归于回，而归于汉。脱开书本，走在灌县的古街，倒给我们一个机会，重新思考作为回民的黎光明：以清真寺为联结的回民商队与社群，曾给黎光明打下了怎样的印迹？这位出川以后辗转求学于南京、广州等地，初出茅庐的学生，为何会在大革命的激流中抽身，自告奋勇要到那个陌生的世界闯一番呢？

与当地几位“准高龄”老人的一次深入座谈

清真寺里，苏杰为我们安排了一场座谈会，到场的都是“准高龄”的老人：有黎光明先生的女儿黎耀萌（83岁），有长期担任灌县清真寺管委会主任的张伯夫（95岁），熟悉金川县地方史志的张孝忠（81岁），掌故娴熟的地方文史学者施廷俊（75岁）。而摊开在桌上、人手一本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或自孔夫子网上高价购得，或出自翻印，足以衡量出黎光明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老人们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拢，我们的摆谈既围绕在黎光明身世中的家庭因素，也涉及近现代历史上川西北的社会生态。

黎光明的民俗调查，是以松潘为中心展开的；而他生命的最后，则是在金川县任县长。这两块相去不远的区域，在灌县回民的眼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色彩。由灌县经岷江一线北上，途经汶川、茂县，抵松潘，是回民行商所走的称作大路。明清以来，行商过路，较为安全；而由岷江支流的杂谷脑河，西去理县、金川、懋功等地，则称作小路，山高路险，强人出没。这一带军阀、袍哥、土司的势力错综复杂，各个拥兵自重，也相互争夺地盘，扩大势力。死在黎光明之手的杜铁樵，兼具哥老会袍哥、边防司令的身份，对妨碍其鸦片生意的行政官员，屡行暗杀。不知道当黎光明慨然西行时，憧憬着建立功业之余，是否也体会到一种悲壮慷慨。

黎耀萌女士方及一岁，慈母见背，父亲黎光明身死之时，她年仅6岁。她对父亲的学术一面所知不多，却要用漫长的余生来咀嚼父亲的选择。座谈中使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她说：“对那些袍哥大爷，县政府都惹不起。我父亲是个迂夫子，他不懂这些。”

迂夫子，四川话读作“曰夫子”，书生之谓也。但看黎光明最后的行事：明知前任多遭不测，居然在上任县长后仅两月，设计赚进杜铁樵，将其痛快解决。其胆略之雄壮，手段之泼辣，恐非闭门读书的“迂夫子”可以概括。在致黎光明的信中，傅斯年曾叮嘱其考察应秉持的大体原则，特别申明说：“应作切实的工作，应尽舍其政治的兴味。”这既是傅斯年学术理念的宣示，又或许是，傅已察觉黎光明流露的军政报国的兴趣，特予告诫？谁能想到他十余年后，竟与亡命之徒搏杀，功成身死呢？

黎光明舍教育而从边政的机缘，是因老朋友王元辉出任川省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而起。王元辉这样解释黎的志向：“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以后几年的教书，两度当校长，越见使得朋友们认他是纯粹的读书人，且有人认为他是书呆子。他哪里心服？所以他离开教育工作，去参加青年团团务工作，后来又去茂县作十六区专署的秘书。”他将黎光明的抉择解作是不甘于书斋著述，遂铲除不法，报效党国。顾颉刚闻黎光明死讯后，曾感叹“黎本研究学问之人，不幸与王元辉为乡同学，竟以身殉”，有怪责王元辉将其引向深渊之意。可是他终究不能抗拒，这伴随着现代知识人的致命的政治诱惑。

临别时，黎耀萌拿出一本父亲为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学员编纂的历史教材《中国历史纪要》，请王老师题字。王老师郑重地在书上签下：“黎女士，谢谢您提供资料，向您及令尊致敬。”

随后，我们又去访问百岁老人马明亮。就读于成都西北中学时，他曾参加黎光明的葬礼。当时的悲痛之情，被过于久远的时间凝结为对一句挽联的记忆：“先生是光明，何苦而今当县长？”从他家出来，出得窄巷，便到了岷江边，只见怒涛汹涌，水涌山叠，多少英雄，大浪淘尽。突然一阵急雨，成都过来休闲避暑的游客却不慌张，照旧在菜馆里品味着本地有名的冷水鱼。到我们离去的时候，宝瓶口、玉垒山，尽已笼罩在一片烟雨蒙蒙中。

追着他的足迹，在行走中阅读

让我们回到1929年的黎光明，这时候他是怀揣着“一张大学院的护照，一张成都邓军长的公文，一张松潘杨统领的‘朱谕’”，走在山道上的年轻人。我们追着他的足迹，由灌县出发，沿着河谷上行。

岷江在公路旁喧豗，高峻的山体连天夹峙，山间尚残留着许多旧碉遗址和地震塌方的伤痕。经过汶川、茂县，便可抵达松潘这座川西北的重镇。松潘的形胜是四周高山屏蔽，岷江穿城而过。这里是黎光明调查的中心，他在调查记的开篇谈到松潘地理的二元特征：“松潘全境可以斜剖为‘二’。黄胜关以西及北被称为‘口外’；黄胜关以东及南可以称为‘口内’……口内除东北南坪一隅山势不十分嵯峨而外，大概都是崇山峻岭；口外有一个大平地，遍生青草，不宜种植，称为草地。”

这里的“松潘全境”，今天的读者切莫以一城一地看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年，在本地人的脑子里，装的还是清代松潘厅管辖的范围，其地纵横辽阔，包括今天四川的阿坝州、甘孜州乃至青海果洛州的大部分。这也意味着，由松潘出发，往西行两千里，往西北行八百里，才到松潘与川边和甘肃的边界呢！

在黎光明的眼里，“口内”与“口外”是截然两个世界。草地里气候苦寒、匪徒出没，往来营商的藏民，需武装结伴而行。黎光明的行迹未能深入草地，但他仍就草地里的夜营写下这样的速写：“深毛蓝眼的大狗，散开于帐幕的附近巡哨，于是大家支起锅来熬茶造膳。第二天一早起身，把帐上的雪抖下，收拾好一切，又慢慢地前进。当雪止日出的时候，大家一路唱闹起来。”文明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这样，汉人视作畏途的区域，对于长期行走其间的藏民、回民来说，却是广阔天地，洋溢着一种诗情。

90多年后，便捷的交通让我们得以关山飞度，从“口内”轻轻松松出黄胜关，经草地到达红原。此时海拔攀升到接近四千，而山势反倒平缓起来，牦牛如珠子洒遍草原，牧民在享受夏日的艳阳。遂使我们对松潘和草地的关系，有更为切身的体会。

在这样的地带旅行，屹立于晴空下的松潘城就更为引人注目了。明朝人修建时，为防备番人自山上偷袭，将西北两面的城垣延伸至山上。在无人机的视角下，呈三角形的城墙沿着山势蜿蜒而下，俯抱着十万人家。有意思的是，在黎光明的笔下，他对松潘城如此显眼的外观、城内的空间与汉人群体，几乎不着一词。这趟调查的聚光灯，是将“自己”——汉人，也包括回民，在此生息的历史——刨除在外，余下照见的，是松潘的非汉族群。他的三卷调查记，第一卷谈西番，“是西藏民族的一支”。继而分节记录他们的体态、服饰、饮食、居住、器具、婚姻、葬埋、武器、礼节、寺院……第二卷“关于西番的杂记”，体例上转为游记，是到松潘城周边的西番部落、土官、寺庙探查访问的记录，结构上较为松散。第三卷则分别谈三类人群：一是猼倮子，让汉人和西番共同瞧不起的、好抢劫的族群；二是土民，生活在土司制度下的百姓，“原也是西藏民族的一支，只是大多数都几乎完全汉化了”；最后则是“羌民”。

事事留心，样样记录

大体而言，黎光明对松潘非汉族群的分类，延续着清代以来地方志书的传统，当时的官员即有松潘“人有四种，话有四类”的观察，指的是西番、猼倮子、氐羌、西戎。作为1920年代的知识人，黎光明的现代性在于改换眼光，认真打量起这些近在咫尺却又面目模糊的国民。所谓“国民”，自然隐含着族群平等的观念。他们的生活与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和理解；他们觉悟的落后，也需要国家去启蒙和改造。为此他特别澄清，“西番”这样的名词，已久用成习，他也不得不沿用，但必须承认“含有民族偏见”。

这位调查者事事留心，样样记录，恰如同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潮流，让边地的男女老幼第一次走进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清西番妇人头上束发成辫的方式，“额前分作若干股，各股俱编成细辫，贴于额际”；让我们了解酥油茶的正确喝法，“必须把浮起的油珠吹到碗的对岸去”；连同他们许多荒诞不经的观念，也一并照单全收，如西番视耳朵大为有德行的表现，以至于认为“中华民国”（以国名代指元首）能统治这样大的疆域，应该是个大耳朵的人。

评价一部作品的成败，关键在于标准的设定。对建构现代中国的边缘族群，对“西番”人群的识别任务，对傅斯年提出的学术调查应追求“系统的知识”而言，黎光明算不上成功的案例。以对西番体态的叙述为例，肤色如何，蓄须多少，繁复细致的文化意义上的描述，大概比不上实际的体质测量来得“客观”。

黎光明的观察提供了大量的细节，但是在标举科学主义的学术工作者看来，难于从这些局部描写中拼出一个民族的整体。傅斯年曾在去信中谆谆告诫：“学习一种夷语，记其文法上之大略”，这是史语所极为看重的调查手段。黎光明的调查，未对语言学事实本身加以记录，却对语言现象，如语言的杂多，西番人说话的情态，语言中的社会关系尤为注意。

在“文字与语言”一节中，他概括西番所说的语言“是西藏话的一种方言，和拉萨话自然差得远”，却不妨碍口内的西番与其他藏区的交流。他又如实记录说，西番语言内部又缺乏统一，时隔二三十里就会不同。这些看似矛盾之处，今天的调查者也深有感触。他还花费相当笔墨，记录一次番寨土官头人与汉军统领的会议，并将头人的发言，保留他们的“词调”，据实照录。

这段记录全系汉语，放入松潘番汉之间长期互动的情境下，头人有这样流利的表达，也不奇怪：“你们是我们的‘娘老子’，我们是你们的‘儿女’，儿女被别人欺负了，有冤无处诉，今天见着了娘老子，只好痛快地哭一场，诉一场”。黎光明借此说明西番头人词锋犀利，婉转动人。

在光阴转换之后，我们仍能从这些记录出发，反思对语言和族群的刻板印象。如果忘却建构民族的使命，我们还能发现他写作中的优点，松弛，幽默，不妨视作当下非虚构文体的先声。

借宿在有着宏大经堂的苯教寺院里，黎光明记下：“夜晚，有一个能说汉话的和尚来引诱我们和他赌钱（掷骰子），又有一个来问我们买不买酒。”或是在山林中岩洞里的一位修行者：“这林里时常可以作他的伴侣的，只有那一只活泼的神牛。他每天除了弄吃的，解便，睡觉而外，只有念经。然而，在他卧榻旁边，还有一只泥钵，里面插着几朵山花，正开得鲜丽非常呢！”这些难于归类的印象，像是从汪曾祺的小说里乱入的片段，跳动着人的气味。

供图/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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